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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 | 科学突破与争议并存 / “与智者为伍” 的人生启示

news 2025/11/10 10:27:04

注：本文为 “沃森辞世：从 DNA 双螺旋到争议言论，一场伟大与复杂的科学人生落幕” 相关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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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重排，未整理去重。
如有内容异常，请看原文。

悼念沃森：伟大与错误并存

饶毅饶议科学 2025 年 11 月 8 日 08:46 北京

1953 年 4 月 25 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沃森（Jim Watson，1928-2025）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的文章，题目是：“脱氧核酸的一个结构”。

他们的工作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工作之一。

他们两人也无疑是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不过：

1）两人中，不仅直接认识他们的人在客观评价时，而且沃森自己也认为克里克聪明很多。与他们有密切交流、也有实际竞争的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对克里克佩服至极。沃森在我家时说（因为聪明程度）克里克是另一类人。

2）沃森 / 克里克的工作依赖了富兰克林的图片，提出 DNA 双螺旋模型。富兰克林独立提出了双螺旋模型。

但是，沃森 / 克里克提出了碱基配对，富兰克林没有。

沃森 / 克里克曾经提出一个错误的三螺旋 DNA 模型，但立即被富兰克林指出是错误的。他们的竞争者，著名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同样提出三螺旋模型，没有人指出其错误，发表了这一模型。因为有人指出错误，当时难听、尴尬，但沃森和克里克不仅因此没有公开出洋相，而且以后转而进一步研究，最终提出对的模型，成为生物学划时代的工作。

3）沃森对于种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缺乏严格的证据，而是用部分观察到的、不顾其他事实的不严谨的论调。按他对黑人的逻辑，他实际也说过（我自己与他在我家晚饭时面对面辩论过）北方人怎么怎么样南方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所谓同意沃森的华人，如果你家来自中国的南方，他其实也认为你就是他眼里的黑人。显然他这种逻辑是不严谨的。

4）很多人认为沃森 / 克里克在 1953 年提出 DNA 结构的模型，是二十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工作，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够全面。

我认为 1944 年艾弗里等（Avery、McCleod、McCarty）发现 DNA 是遗传物质才是 “二十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工作，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沃森 / 克里克对遗传信息提出根本的理解，但其基础是 1944 年发现 DNA 是遗传物质。

5）沃森对人类的贡献肯定属于巨大。但沃森在智力上没有到杨振宁先生的聪明程度。

沃森 / 克里克最重要的贡献

沃森 / 克里克（1953）文章长度为一页，虽然印刷在两页上面。第一页的前面是前一篇文章占了几行，而 Waston/Crick 文章在第二页占的几行也只是致谢部分的一部分、两位作者的姓名和地址、引用的六篇文章。

Watson/Crick 在 Rosalin Franlin (富兰克林，1920-1958) 和 Maurice Wilkins（威尔金斯，1916-2004）进行的 X 线衍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 DNA 结构模型。

此前，英国物理学家 William Astbury（1898-1961）在 1938 年、美国化学家 Linus Pauling 在 1953 年 2 月提出过 DNA 的结构模型，都是错误的。

富兰克林不仅拿到了 DNA 的衍射图片，而且独立于沃森、克里克提出了双螺旋模型。但她的数据多，曾经犹豫过。但她的学生在她的笔记本发现她是独立于沃森 / 克里克而提出双螺旋模型。

Watson 和 Crick 的模型有两大特点：双螺旋是漂亮、碱基配对是核心概念。

两大特征都重要。

而富兰克林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但是，对于外界来说，普遍欣赏双螺旋的美。而对于生物学来说，碱基配对才是最重要。

RNA 的结构经常可以没有双螺旋，但是 RNA 参与遗传信息传递过程的时候，也遵循碱基配对的原则。

克里克的妻子为 Watson/Crick 论文画的插图：

富兰克林的贡献

犹太裔英国科学家萝莎琳德・富兰克林孤军奋战，而与她竞争的沃森和克里克却紧密合作。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 DNA 双螺旋结构。这篇简短的文章从开头、结尾和致谢总共不到一页。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富兰克林 1921 年生于伦敦，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 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 X 射线衍射技术。此时，人们已经知道脱氧核糖核酸 (DNA) 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 DNA 的结构，以及它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 DNA 结构的行列，1951 年，富兰克林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John Randall 之聘任，与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进行 DNA 的 X - 光分析。富兰克林以前研究煤和其它无机物的机构，回英国后做 DNA 是分派的工作，并不完全清楚 DNA 的重要性。

富兰克林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地拍摄了 DNA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照片。她也知道碱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 年因为发现蛋白质 α 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 Linus Pauling，曾在 1953 年提出一个 DNA 核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auling 错误地认为 DNA 是三螺旋结构，而且碱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和富兰克林讨论时，富兰克林纠正了碱基在外的错误。如果她不指出碱基在内，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碱基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的合作伙伴克卢格（198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了她的笔记和论文打字稿，证明她独立提出 DNA 双螺旋结构。但是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1962 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 4 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8]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美国作家 Anne Sayre 于 1975 年出版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 DNA》一书中，全面记述了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

富兰克林是被人叫去做 DNA 结构，她没有意识到 DNA 的重要性，她对解 DNA 结构的兴趣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 DNA 的重要性，当时老想着做了可以拿诺贝尔奖。富兰克林工作环境对她很不友好，她也没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老师和学生谁更重要？

历史上，有时老师目光短浅，有时学生忘乎所以；现实中，老师应该与时俱进，学生可以扩展视野。

在今天的实验科学研究团队中，大家都知道，老师和学生各有重要性。

而且，每一个团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课题，老师和学生的相对重要性不一样。

最佳的组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经常会有误判、误解、甚至纠纷。

有些时候，完全是学生的贡献，有些老师不务正业，对学术没有兴趣，脑筋不在科学上，只会到外面搞关系、搞资源，与课题组的关系变成商业关系，以经费换科研结果，依赖学生读文献、思考科学方向、设计科学研究、动手研究、理解结果。

也有老师的工作不如学生的重要。例如沃森和克里克当年分别是博士后和研究生。他们的导师研究血红蛋白的结构，并发明的结构生物学解析技术。但沃森和克里克不愿做老师指定的课题，而有更大意义的工作，DNA 的结构。结果四个人同年诺奖（两人化学奖、两人生理 / 医学奖），但学生的工作意义不能用诺奖来衡量，而是伟大。

沃森不如杨振宁聪明

沃森的几本书很多人读过。我也一样。我还用他主编的《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教过学生。

2016 年，沃森访问过清华大学，杨先生和他同台。

2018 年，他们两人也都访问过西湖大学。沃森夫妇到我家做过客。沃森和杨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很难不被比较。出生更晚的沃森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反应速度等方面，不如杨先生头脑更清楚。比较他们两人年轻时的著述、讲话，也觉得杨先生更胜一筹。

沃森的种族主义观点

沃森观点偏右。他说人有种族、而且基因决定不同种族的智力。他最后被冷泉港实验室取消名誉主任的头衔就是因为在 90 岁生日聚会上再次发表类似论调。

我自己的理解沃森不是恶意，而是成名太早对有些事不仔细思考想当然。

沃森曾说全世界都是南方人笨、北方人聪明。

我与他交流指出中国的说法正好相反，曾有一些人认为南方人聪明、北方人笨。显然这种地方主义的说法并无真正严格意义的研究，也不能断定南方和北方对人的智力的影响。我给他举例：你在芝加哥的时候（如 1940 年代），你看到的旅美华人主要在餐馆和洗衣房工作，你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就只能做这些工作，显然与当时华人的机会有关。那么任何地区和肤色的人，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同等的机遇（包括教育条件），所以无法断定肤色与智力的关系。

沃森当时也表示同意，但他回美国之后，又退回原来的说法，也许是年纪太大记不住新的信息（我和他餐桌辩论那年他 89 岁），当然也可能当时只是敷衍我。

公开场合直接批评沃森

（2017 年 3 月 30 日，清华大学）

沃森谈人生：多与聪明人打交道｜清华演讲实录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我有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1）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只看学校的名称，而无论内容和质量，例如很多学生到清华学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学有更好的自然科学研究；

2）你建议大家与比自己聪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听你的话而与施一公交往的。

3）1955 年，你去哈佛大学生物系任教时，那里尽是传统生物学家，当时其资深教授 Ernst Mayr（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的女儿刚不久前拒绝你，而年轻教授的 E. O. Wilson 将成为你多年的争吵对手。哈佛不能说是充满聪明的人，你去那里不是违反你自己的建议吗？

沃森：我以前对生物学很感兴趣。我没有选择加州理工学院，因为那里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学院没有什么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饶毅：你这么说的话，可能没人告诉你有些女生对你和 Francis Crick 的意见。有个 Radcliffe 女生告诉我，你要她陪你和 Francis 吃饭，后来 Francis 追她，她很不高兴，认为 Francis 是 “脏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当时不过 40 多岁。

沃森：我不评论具体情况，我去哈佛还因为它的化学系很好。化学对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后来很好。

沃森上学

DNA 双螺旋的提出者之一 Jim Watson，虽然是 16 岁上大学，22 岁获博士学位，并非因为超级聪明。

一个原因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认为美国高中教育不行，误人子弟，而让高中读一半（美国高中四年）的芝加哥人可以申请芝加哥大学。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时的生物学容易。

Watson 小时候爱鸟，耽误自己：大学还喜欢鸟。鸟是生物不错，但那时没什么重要的科学研究。

Watson 申请研究生，特别希望去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创建的，人才济济。不过，于 Watson，那是一厢情愿，人家不要他。

他不动脑筋地申请哈佛，只因为哈佛有名，而不管它当时的生物研究行不行。他后来说，谢天谢地，哈佛也没取我，要不然如果我去了哈佛，就学不到什么好东西，而是落后的。读者可以竞猜，如果他去哈佛念了研究生，会不会最后成为某个博物馆的动物部主任？或者给老百姓讲解鸟类习性的科普作家？

芝加哥大学有位老师，给 Watson 指路：你去印第安纳大学 Bloomington 分校。

如果把芝加哥比作武汉，那么可以把印第安纳州比作湖北附近的农业省，都是不远的农业区。Watson 去 Bloomington 就好比去农大。

这老师太看不起 Watson 了，送他去农大？

其实，那位老师是 “因材施教”，让 Watson 以他自己能够拿到的成绩、不超高的智商，去一个适合他的、专业非常好的学校。

当时，著名果蝇遗传学家 Hermann Joseph Muller 已经在 “农大”，并且已经获诺奖。

美国的 “农大” 怎么会有诺奖得主？

因为 Muller 虽然科学很好，但一辈子和人搞不好关系。他是 Morgan 最重要的三位学生之一，和 Morgan 就搞不好关系，与实验室也纠结哪个想法是自己的。Morgan 于 1933 年获诺奖，奖金与两位学生分享，就没有 Muller，只有 Alfred Sturtvant 和 Calvin Bridges。在德州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关系也不美妙。

Muller 是比较左的左派，与美国也处不好关系，去苏联。苏联流行起李森科主义，伪科学。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Muller 的好朋友 Nikolai Vavilov 在 1940 年代被迫害致死。Muller 在苏联科学院工作 4 年后，1937 年被迫离开苏联。他去过西班牙，也在英国大学短期工作。

Muller 回美国，而且从此反共。但是，美国认为 Muller 亲共，Muller 掉进五大湖也洗不清。1940 年代，美国大部分学校都不给他教职，有教职也时间不长。

那时，国家的研究经费很少。私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给 Muller 研究经费，而且愿意出工资。不过还是没几个大学愿意给 Muller 教职。

这样的情况下，Muller 才于 1945 年到美国农大任教。

1946 年，Muller 因其 1920 年代的工作获诺奖。

美国 “农大” 得了便宜。

农大当时不仅有 Muller，还有希特勒送来的意大利科学家 Salvador Luria。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仅让 Luria 到了农大，而且 Luria 的意大利同学 Renato Dulbecco 也在农大。他比 Luria 只小一岁，但研究起步晚，在农大是 Luria 的研究助理，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

Muller 是 1946 年诺奖得主；

Luria 是 1969 年诺奖得主（因为其 1940 年代的研究），因为是犹太人而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Dulbecco 是 1975 年诺奖得主（因为对动物病毒的研究），因为不认同法西斯而离开意大利。

Delbruck 是德国人，但是坚决反对希特勒而离开德国，是 1969 年诺奖得主。

Watson 到农大学习是他一生第一个福份。Watson 认为 Muller 和他的果蝇不行了，Luria 的噬菌体才是现代生物学。而且 Luria 与 Delbruck 熟悉，Watson 早已开始崇拜 Delbruck。所以，Watson 到农大后选的导师不是 Muller 而是 Luria，不是研究果蝇而是研究噬菌体。

Watson 上的是美国 “农大”，但那时农大正好人才济济，有 Muller 和 Luria 这么好的老师、Dulbecco 这么好的师兄，在生物学提供的环境远远超过当时哈佛大学校本部的生物学。

Watson 的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有 insight，指点了 Watson。要不然，谁说 Watson 不会成为某个动物园鸟笼的管理者，而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也说明，研究生阶段挑导师，比挑学校重要；挑适合自己的水平和方向，比挑导师的名气重要。

在大学老师指点择校读研究生后，Watson 自己选了导师。一开始是跟风选诺奖得主，入学后自己有认知，选了一般学生不懂、而有见识的学生才会跟随的未来诺奖得主。他在 “农大” 学了全世界生物学最前沿的噬菌体研究，而不要他的哈佛大学生物系能提供的是生物学的过去。

Watson 很担心自己数学不行而跟不上他崇拜的大生物学家，但他在研究生阶段获得了生物学的基础和见识。以后，他在欧洲做第一个博士后期间，Luria 说你需要加强物理和化学。这是 Watson 转去英国剑桥做第二个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在位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Watson 学习了物理为基础的结构生物学，遇到了一堆以前和今后的诺奖得主，碰到了物理出身的结构生物学家 Francis Crick。Watson 一辈子对 Crick 的智力无比崇拜。

其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所以，人不仅不可貌相，而且也不能通过单向度检测的所谓 “智商” 来判断。

怎么选学校、怎么选导师？

不要问我如何做到，五十年后您讲…

（注：不要看不起农大。中国各地农大的遗传学教学普遍优于医学院的遗传学教学。恐怕江西农大、四川农大、广西农大的遗传学可能优于中国最佳医学院的遗传学教学。农学院遗传学学好的学生，应该到医学院做人类遗传学研究，研究人类疾病和形状相关基因）

核酸研究的先驱女科学家

在解析 DNA 结构的研究历程中，女性科学家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世界上第一位拍摄 DNA 的 X 线衍射照片的是英国物理研究生 Florence Bell (1913-2000)。世界上获得清晰并对于解析 DNA 结构最关键的 X 线衍射照片来自英国犹太科学家 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

Bell 大学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剑桥期间参加过 JD Bernal 课题组的 X 线衍射研究。之后她去 X 线结构分析之父、曼彻斯特大学的小布拉格 (Lawrence Bragg) 实验室。老布拉格以前的学生、Leeds 大学的 William Astbury 写信请小布拉格推荐做 X 线的专家，小布拉格推荐了 Bell。因此，Bell 的导师是英国 Leeds 大学纺织物理实验室的 William Astbury (1898-1961)。

Bell 在 Astbury 实验室做的博士论文就是用 X 线衍射分析 DNA 的结构。这是她拍的 DNA 的 X 线衍射图片：

因为分辨率不够高，Astbury 和 Bell (1938) 提出的 DNA 结构模型也就不对。

Bell 于 1941 年加入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后与美国军人结婚，移民美国后工作过一段时间。Florence Bell 去美国之后，Astbury 曾经为她争取研究经费，保留 Leeds 大学的工作，但 Bell 最后还是选择嫁人、养家重要。

二战后，Astbury 继续 DNA 的研究。1947 年 Astbury 发表的 X 线衍射图片的分辨率还是不够。美国的鲍林提出的 DNA 结构参考了 Astbury 实验室发表的照片。

1951 年 5 月和 6 月， Astbury 实验室的助理 Elwyn Beighton 获得了很好的 X 线衍射照片：

不幸的是，Astbury 对这张照片显然是视而不见。他从来没有发表这张照片。事实上，Astbury 可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张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这张照片的 Beighton 在研究生期间的论文课题是细菌的鞭毛，放弃了 DNA 的 X 线衍射研究。

如果鲍林看到 Astbury 实验室 1951 年拍摄的照片，那么鲍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三独自两次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而唯一三次获得诺奖。当然，前提是 “如果”。

战后，Astbury 竞争研究经费失败。战胜他的是 John Randall。Randall 组的 Maurice Wilkins 沿着 Astbury 和 Bell 的路继续通过 X 线衍射研究 DNA 结构。Randall 再请富兰克林加入 DNA 的 X 线衍射研究。

1952 年 5 月 Franklin 及其研究生 Raymond Gosling 拍摄到著名的 “51 号照片”。

1953 年 1 月，富兰克林的同事 (和竞争者) Maurice Wilkins 曾经给沃森看过 51 号照片。但生物学出身的沃森记得不够清楚。沃森和克里克看过克里克导师 Max Perutz 拥有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实验室 1952 年 12 月的报告，其中含 Wilkins 和 Franklin 的部分。这份报告里面可能没有照片，但确实有相关文字描述，包括数据。

富兰克林独立提出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但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沃森和克里克依据富兰克林的数据提出 DNA 的双螺旋结构。他们还独立提出碱基配对。

Hall K (2022). Florence Bell----The “housewife” with the X-ray vision.Notes and Records 76:619-631.

来自 2023 年秋季版《生物学概念与途径》

#克里克可能从未偷看过 51 号照片

分子生物学初期，沃森 / 克里克解析 DNA 结构的过程中，一般传说的版本是他们两人偷看过 51 号照片。

这张照片是 Rosalind Franklin 及其研究生 Raymond Gosling 于 1952 年 5 月拍摄。

Maurice Wilkins 于 1953 年 1 月给沃森看过这张照片。

其后，沃森和克里克看过克里克导师 Max Perutz 拥有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实验室 1952 年 12 月的报告，其中含 Wilkins 和 Franklin 的部分。

因此，一般人的印象是沃森和克里克通过报告看了 51 号照片。

徐亦迅下载了 1952 年的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实验室的报告，里面没有 51 号照片。

这样的话，严格地说，克里克在发表 1953 年文章之前从未见过 51 号照片。沃森看过，但不能算他偷看，是 Wilkins 给看的。

不过，虽然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的报告不含 51 号照片，其文字描述，特别是富兰克林那部分的文字描述，提供了关键数据。

所以，严格地说，沃森 / 克里克在解析 DNA 结构的过程中，并未偷看 51 号照片，但是确实参考过富兰克林和 Gosling 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

看到照片可以提出碱基配对吗？

1969 年沃森出版畅销书《双螺旋》，里面披露他们获得 51 号照片的过程。引起轩然大波，一批人认为沃森 / 克里克是偷富兰克林的结果，不劳而获。

我们来想想。

首先，如果不看到这种照片，沃森 / 克里克确实不可能凭空想象 DNA 结构。他们的竞争者，同样在解析 DNA 结构的、年资更高的著名美国化学家 Linus Pauling 就认为自己因为没有好的 DNA 衍射结果而有困难。Pauling 于 1953 年发表的 DNA 结构是错误的。所以，对于沃森 / 克里克，富兰克林和学生 Gosling 的衍射工作功不可没。

不过，碱基配对不是 X 线衍射结果能够直接显示，而需要想象。但如果没有衍射结果，不会验证碱基配对连起来的距离正好等于螺旋的直径。

以前一直认为 Perutz 是背着富兰克林把资料给竞争对手看。2023 年，英国科学家 Michael Cobb 等认为查阅到的信件提示富兰克林并不认为 Perutz 应该保密其手上的报告，而假设沃森 / 克里克看了 Perutz 拥有的富兰克林提供的报告材料。

但是，一定需要富兰克林和 Gosling 的 “51 号照片” 吗？看到了照片就能推出双螺旋吗？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1951 年 5 月和 6 月，英国 Leeds 大学 William Astbury 实验室的助理 Elwyn Beighton 已经获得了很好的 X 线衍射照片。

以上左图是富兰克林和 Gosling 的 51 号照片，右边是 Beighton 的照片。

显然，Beighton 和 Astbury 都没有能够通过这张照片而解析 DNA 的结构。

而 Astbury 长期使用 X 线衍射研究分子的结构。他和研究生 Florence Bell 更是在 1930 年代拍摄第一张 X 线衍射 DNA 的照片，而且于 1938 年提出第一个 DNA 结构模型。在二战后，也继续研究 DNA，而且提出 DNA 的碱基对距离与蛋白质中氨基酸距离类似。

但是，Astbury 对于这张照片显然是视而不见。他从来没有发表这张照片。1992 年，历史学家 Robert Olby 发现这张照片。事实上，Astbury 可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张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这张照片的 Beighton 在研究生期间的论文课题是细菌的鞭毛，放弃了 DNA 的 X 线衍射研究。

对于 Astbury 来说，他的 DNA 研究可以说是坏事连篇。

Florence Bell 去美国之后，Astbury 曾经为她争取研究经费，保留 Leeds 大学的工作，但是 Bell 最后还是选择嫁人、养家重要。

战后，Astbury 竞争研究经费失败。战胜他的就是 John Randall。Randall 下面的 Maurice Wilkins 沿着 Astbury 和 Bell 的路继续通过 X 线衍射研究 DNA 结构。Randall 再请富兰克林加入 DNA 的 X 线衍射研究。这后面就是历史了。

如果沃森 / 克里克看到 Astbury 的照片，估计…

那时肯定没有人说是偷，因为 Astbury 自己解不出来。

这个故事居然还有一个有关美国化学家鮑林的 twist：

1952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因为鲍林反对核武器而吊销其护照，导致鲍林不能到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爱因斯坦和美国议员等等都抗议美国政府限制鮑林的旅行。第四次申请之后，鮑林获得 “有限护照”，7 月和 8 月访问法国和英国。

Astbury 与鮑林竞争解析蛋白质的结构，1948 年 Astbury 领先，已经接近、但他没有提出蛋白质的 alpha 螺旋。1950 年 Pauling 提出 alpha 螺旋，1954 年获得诺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鲍林护照去瑞典领奖。

鮑林解析 DNA 结构，参考了 Astbury 实验室 1938 年和 1947 年的照片。以下为 Astbury 单独于 1947 年发表的照片：

显然这些照片质量不够好。

鮑林没有看到 Astbury 实验室 1951 年拍到的照片。有传说甚至称鲍林 1952 年访问过 Astbury 家，但只谈了蛋白质而没有谈 DNA，至少应该没有看过 Beighton 那张照片。这个传说的可靠性还有待验证，但是鮑林获得 “有限护照” 访问英国期间确实集中精力与研究蛋白质的人交流是事实。当时，DNA 在他那里的优先级还不够。

如果鲍林看到了 51 号照片、或者 Astbury 实验室 1951 年拍摄的照片，那么，鲍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三独自两次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而是唯一三次获得诺奖的人。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如果… 如果…

教授的矛盾和争议

哈佛大学，曾全面领先全世界的生物医学。

对社会来说，哈佛生物四巨头是：James Watson（沃森，1928-）、Richard Lewontin（勒汪廷，1929-2021）、Edward O Wilson（威尔森，1929-）、Stephen J Gould（古德，1941-2002）。

他们从多方面影响了生物学、科学和世界。

哈佛领先世界生物医学

哈佛还有下一层次的、生物医学各学科的世界领袖，他们一般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诺奖程度的科学家。1975 年，以下学术领袖都在哈佛：

分子生物学的哈佛五领袖是：沃森、Matthew Meselson (1930-)、Walter Gilbert（1932-）、Mark Ptashne（1940-）、Tom Maniatis（1943-）。Meselson 提出 DNA 复制的机制、Gilbert 发明 DNA 测序的方法之一、Ptashne 发现第一个转录调控因子、Maniatis 发明、推进和普及 DNA 克隆技术；

神经生物学的 Stephen Kuffler（1913-1980）推进理解视网膜加工机理、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系，George Wald （1906-1997）揭示维生素 A 在视觉感光细胞中的作用机理，David Hubel（1926-2013）和 Torsten Wiesel（1924-）揭示视觉中枢信息整合机理；

免疫学的 Baruj Benaceraff（1920-2011）发现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Don Wiley（1944-2001）和 Jack Strominger（1925-）通过结构生物学分析多肽与 MHC 的结合，揭示抗原识别机理；

生物化学的 Konrad Bloch（1912-2000）揭示胆固醇和脂肪代谢机理；

外科医生 Joseph Murray 第一个进行肾移植（1919-2012）。

哈佛突出在***基础 ***研究，同时有应用研究。

哈佛生物四巨头

影响超出生物医学界的哈佛生物四巨头在哈佛任教的时间为：1951 - 迄今（威尔森）、1956-1976（沃森）、1973-2021（勒汪廷）、1967-2002（古德）。

2021 年 7 月 4 日，勒汪廷去世，最年轻的古德早已癌症去世，沃森流落在外，四巨头只剩威尔森。

最近，Wilson Edwards 出现在中文媒体，有人把它反过来讨论 Edward Wilson。

威尔森有很大争议。不过不是其名字怎么写，而是有人激烈反对其观点。

四人中，威尔森最右，沃森次之，古德为左派（自称中左、其他人认为更左），勒汪廷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巨头的矛盾和争议

沃森的科学贡献最大，其社会观点与其科学研究的关系很小。

另外三位的观点与其科学很难分开，威尔森和勒汪廷更是以自己的科学支撑自己的社会观点。

1956 年，沃森与威尔森同时开始在哈佛生物系任助理教授。

那时的沃森，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1953 年，沃森与英国物理学家 Francis Crick（克里克、1916-2004）提出 DNA 的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我个人认为 Oswald Avery 等于 1944 年发现 DNA 是遗传物质，开启了分子生物学，不属于广泛之列，广大的学者一般并没有细究历史进程而以人云亦云为主）。

在英国期间，沃森追过进化生物学家 ErnstMayr（1904-2005）的女儿但未果。1956 年沃森到 Mayr 任教授的系里任助理教授。Mayr 高于威尔森、勒汪廷、古德。

有着划时代突破的沃森从英国剑桥到哈佛任教，而威尔森从美国南方（中文发音 “乡下”）的 Alabama 到哈佛。

威尔森研究过分类，后长期研究动物（特别是昆虫，蚂蚁）的行为。沃森已经开创了分子生物学，哈佛还要威尔森这种代表过时的研究的年轻人，沃森当然一万个看不起。

科学界，有些人看不起其他人的研究，有时会说其他人只会集邮（搜罗现象，而没有理解、研究意义不大）。

生物学长期被物理学和化学认为是集邮爱好者的乐园。

而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动物分类和动物行为的罗列是集邮。

碰巧，沃森和威尔森同一年申请哈佛生物学的教职。哈佛居然先给了威尔森，沃森不可能掩饰他的不满，强烈不满。

同事期间，两人对哈佛生物的发展方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沃森认为研究生态确实需要人，但不需要聪明人。分子生物学才是方向，需要聪明人的方向。

沃森和威尔森主要是为了意气，（虽然也有理性的观点差别），闹矛盾，且曾长期不说话。

1973 年，威尔森担任了他一生最大的官职：哈佛大学 “比较动物博物馆” 昆虫部的主任。

1975 年，威尔森出版 “社会生物学：新合成”。他把蚂蚁行为扩展到人类，认为人类社会有等级类似蚂蚁，由遗传和生物学所决定，是合理的。他的观点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现代生物学的大多数人所严厉批评、甚至可以说唾弃。他曾经在开会时被浇一盆凉水，文明一些的批评就更多。但英国牛津的生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1941-）、美国心理学家 Steven Pinker（1954-）等支持威尔森。

沃森说，因为太仇恨威尔森的敌人了，所以自己后来又接近威尔森。这种说法，除了幽默，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古德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做科普最著名生物学家，很多有关进化的科普。他专业研究进化，提出 “间断平衡” 学说。他与勒汪廷合作于 1979 年提出有些结构是另外结构进化的附件、而不是进化的目的。

古德曾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无脊椎动物部主任。他出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5 年威尔森发表其 “社会生物学” 一书后，古德和勒汪廷等公开发表强烈的批判。

古德是四巨头中最年轻的，可惜因为癌症而英年早逝。

勒汪廷也研究进化，主要用果蝇。他于 1966 年提出用蛋白质电泳的简单手段，研究进化过程的分子变化，开创了分子进化生物学。他实际上也看到了中性进化。以后，他也是通过分析 DNA 来研究进化的先驱。1972 年，勒汪廷通过分析人的变异，提出不可能用基因区分所谓传统 “种族” 间差异。他长期坚决反对威尔森、Dawkins 等人的基因决定论（所谓动物和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都是基因决定的，是进化的必然结果）。

勒汪廷的亲无产阶级行为做的比较细。他自己不用实验室最好的办公室，而给做果蝇食物的工人，改善他们每天的工作环境。他自己和大家坐一张大桌子上讨论科学。

勒温廷支持世界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例如孟德尔。在科学界，英美占优势，虽然德国科学家对于现代生物学的贡献很大。在遗传学界，德国科学家的开创性贡献当然大于英国科学家，尤其是 1866 年孟德尔发表的划时代论文开创了遗传学。但英国的 Ronald Fisher（1890-1962）于 1936 年提出孟德尔论文可能数据造假后，几十年来不时有人批评孟德尔。勒汪廷多次撰文反驳。这一点，我完全支持勒汪廷，可能我提出的理由还有他没有看见的事实基础。

这四位美国生物学家，当然不代表全体美国生物学家。碰巧，沃森和威尔森两位右派是 WASP（白人、盎格鲁 - 萨克斯、新教徒，WASP，所谓美国最受宠的主流），而古德和勒汪廷两位左派皆不信教的旅美犹太人。古德自称不可知论者，而勒汪廷清楚表明是无神论者。

教授有矛盾和争议，是正常的。是否依据事实，是否理性表达，大学是否给予足够空间，是否有合理边线，是大学健康的表现。

生物学里面居然有两个天才？

纯数学、理论物理有天才，众所周知。

生物学里面有没有天才，恐怕很有争议。我认为孟德尔是，也不一定生物学的人都同意，特别是那些不比较他的研究与其他人研究的人。

物理背景的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与南非出生的医学逃兵布雷讷（Sydney Brenner），曾经较长时间在英国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共用办公室。

两位都是天才（克里克的另外一位曾经同屋，美国遗传学家沃森，Jim Watson，做出的贡献大于布雷讷，但有争议沃森是否天才，可能取决于定义）。

两位天才还都有奇葩之处。例如，布雷讷喜欢读，什么都读，克里克读的选择性比较高。两人都喜欢口若悬河，布雷讷更是滔滔不绝，克里克曾经被上级批评只会高谈阔论不会做实验。他们两人的交流确实是高谈阔论，对分子生物学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其他人和其他学科。

有些文化或地区，这样的人非常少。原因是水平不够的人害怕其他人，把真正意义的 “高谈阔论” 给压住后，剩下的 “低议狭论” 的庸和俗就比较容易畅行无阻。

修改于 2025 年 11 月 8 日

沃森谈人生：多与聪明人打交道｜清华演讲实录

原创陈晓雪、刘美幸知识分子 2017 年 3 月 31 日 10:58

►沃森在演讲

撰文 | 陈晓雪、刘美幸

责编 | 李晓明

3 月 30 日上午，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界的传奇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做了一场关于 “科学、文化与人生” 的主题报告。

沃森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1953 年，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 DNA 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

受父亲影响深刻

沃森 1928 年 4 月 6 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下周即将迎来 89 岁的生日。虽然头发雪白，沃森的精神不错，全程站立讲话 20 余分钟，后与现场的师生交流了一个小时。毕竟，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打网球的习惯。

在沃森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读书伴我成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喜欢读书，我不喜欢跟同龄的小男孩一起玩，因为他们很烦人。” 沃森笑了起来。“我从来不想当小男孩，我想当一个大人。”

小时候的沃森，经常与父亲聊天、交谈，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父子之间的话题之一。

1933 年的时候，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人没有了工作。“我父亲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十分苦恼，他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罗斯福总统上台，发布了新政，使一切都好了起来，所以罗斯福总统算是帮助我们家的大英雄了。” 沃森说。

喜欢阅读习惯来自于父亲。因为家庭困难，沃森的父亲没有读完大学，却喜欢读书。“而且他喜欢与会思考、有想法的人一起读书。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父亲只要有钱，就都拿去买书了，所以我们家就只有书了。” 沃森说。

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沃森小时候很喜欢观察鸟类，因此在 15 岁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选择了动物学专业。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沃森的研究兴趣从观察鸟类转向遗传学。当时，他读到了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新出版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薛定谔提出：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弄明白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沃森意识到，基因是打开生命奥秘的关键。上了一些关于遗传学的课程之后，他对遗传学的热情更加高涨。

1946 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赫尔曼・穆勒（Herman Muller）因发现 X 射线能够加快突变速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沃森也对印第安纳大学和利用 X 射线做遗传学研究充满了兴趣。

1947 年，19 岁的沃森来到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噬菌体，跟随出生在意大利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学习，正式开始遗传学的研究。

与聪明的人打交道

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马斯克・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沃森的人生影响很大。

“他告诉我说：永远不要做任何很容易的事情，要朝着目标前行。” 沃森说。

德尔布吕克是沃森的博士生导师卢里亚的好朋友，二人同为 196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尔布吕克曾与卢里亚讨论并送沃森到哥本哈根学习化学，后帮助沃森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甚至在沃森遭遇奖学金问题时出面斡旋，使沃森最终得到资助，从而可以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学习。

同时，沃森认为有一点也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只想跟聪明人打交道，因为你能学到很多”。这点也在沃森 2007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在《不要烦人》（Avoiding Boring People）中，沃森总结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经验之谈。

“一定要待在那种有你能向他看齐、比你聪明的人在的社交圈子里。” 沃森认为，如果所有的朋友不及你，“那么你的社交圈就是错误的”。

上大学时，沃森觉得周围每一个人都比他聪明，“但现在他们好多都不及我了，因为我一生中交了很多对的朋友，这大概对我帮助很大。”

“这样听上去我好像并没有帮助什么人，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涯中，我帮助了不少聪明人，所以我终于还是做了我所谓的重要的事。” 沃森说。

在剑桥大学，沃森遇到了很多有着聪明大脑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好搭档克里克。二人联手提出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正面的影响，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 沃森说。

“我还是想说，我可能就只是单纯地喜欢聪明人而已，而且我竭尽全力去避免和无趣之人（dull people）打交道。” 沃森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做你社交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人”。

克里克显然并不是这样。克里克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在剑桥大学时总是会冒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迫不及待地与其他实验室的人分享。“他总是他所在的所有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所以他就一直麻烦不断。” 沃森说。虽然同事们常常向克里克请教问题，但是 “克里克并未获得足够的赏识，许多人甚至觉得他夸夸其谈”，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

“现在，我很想念克里克，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和我对话了。” 沃森说。

杨振宁评价《双螺旋》

►杨振宁向沃森提问

双螺旋，既是沃森与克里克提出的 DNA 结构模型，也是沃森撰写的回忆录的书名 —— 这是沃森给予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礼物。

在这本书中，沃森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介绍了发现 DNA 结构的整个过程。1968 年，此书甫一出版，就收到如潮的赞誉。据《双螺旋》一书的附录介绍，《双螺旋》曾经连续 16 周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2012 年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 “88 本改变美国的书” 之列。

“《双螺旋》写得很风趣。你一旦开始读这本书，就放不下来，会一直追着看完这个故事。” 94 岁的杨振宁说。当天上午，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出席了沃森博士的报告会。

杨振宁与沃森均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1947 年，沃森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全书运用通俗的语言展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比如人类历史中这一最重要发现的氛围、努力，绝望，最终成功等等。” 杨振宁说。

然而，杨振宁认为，《双螺旋》出名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本书生动地描写了新美国做科学的精神”，“我认为这比前两个原因更重要”。

“在二战之前，欧洲一直是科研的中心。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科研的主导力量。” 杨振宁说，美国能够做到这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于美国这种做科学的全新的、实用的方式，与传统的欧洲方式非常不同（new useful American way of doing scienc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to traditional European way）”。

对此，冷泉港亚洲 CEO 季茂业博士赞叹道：

“杨先生思维极为清晰，且看问题有宽广的文明维度和深远的历史高度。他评价沃森之语比较了欧洲贵族式的做科学之道，同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欧洲做法完全不同，沃森代表了二战后蓬勃又快速崛起的，具有摧枯拉朽，旺盛生命力的美国科学之道。沃森的自传体经典名作《双螺旋》饱含了此种澎拜能量。”

“中国拥有着古老的文明，重视、推崇学习，但是中国的哲学是传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沃森在《双螺旋》中描述的精神相反。因此，我非常非常高兴，沃森教授今天能够与中国许多年轻人分享这本书，分享做科学的有用的精神。” 杨振宁说。

现场互动部分花絮

饶毅：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饶毅对话沃森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我有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1）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只看学校的名称，而无论内容和质量，例如很多学生到清华学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学有更好的自然科学研究；

2）你建议大家与比自己聪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听你的话而与施一公交往的。

沃森：我不评论具体情况，我去哈佛还因为它的化学系很好。化学对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后来很好。

**枪打出头鸟 VS. 争当第一 **

►傅新元与沃森互动

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

你说你要做自己的老板，但是在中国我们有句谚语 “枪打出头鸟”，这是我们的文化。在科学探索中，我们都想争第一。对此你有何评价？

沃森：

中国文化代表的可能是那些让你放慢脚步，阻碍你发现真理的老年人。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风靡是有道理的，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流行。儒家文化可能宣扬的是 “接受命运”，但我从不愿意接受命运。我要逃脱命运的控制，活得比命运安排更加精彩。可能这就是某种文化差异。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想听从长辈的意见，也想逃离。我们都知道，人人生而自由，所有的观念也是自由的。这种观念听起来可能很（虚），但真的有用。我只想说，要对年轻人有信心。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

沃森想说，在中国文化中，年轻人倾向于听长辈的话，不批判不怀疑，但我们正在改变。

数理化生，谁更聪明？

►施一公在沃森报告会主持互动环节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发现了基因和癌症的关系。是否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沃森：药品中大多有化学成分，容易带来副作用。治疗癌症，很多时候把自己也治得半死。每一个人的反应又不一样，很不好说。相反的是，最早生物学家想到，DNA 能很容易地诊断治愈病人，因为这不是药，没有化学成分，所以我认为对癌症很重要。

施一公：在癌症的治疗上，就像您说的那样，生物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傅新元教授能否分享一下？

沃森：我个人觉得生物学没什么用。一开始生物学只是单纯地观察生物，没有显微镜。后来才通过镜头来看。

傅新元：在场的有很多生物学学生。我的立场上，最重要最基础的还是生物学。

沃森：我认为遗传学第一，化学第二，生物学第三。

傅新元：我们那个时候，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里面就没有生物学。现在中国最有名的科学家，很多都是生物学家。我认为，生物学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学科。生物学在科学领域非常重要。化学和生物学联合，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经常说，物理和生物结合，会大大地不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飞机，就是结合了鸟的生理结构，以及物理知识来制作的。生物学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尤其是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物理，需要化学，需要生物，来解决自然的谜题。

杨振宁：在中国对聪明存在这么一种认识：数学家是水平最高的，然后是物理和化学，生物学在最底层。比如，中国的大学校长，很多是数学家。而在美国，没有看到几个数学家做大学校长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中美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美国更为年轻的文明有关，而中国是古老文明的代表。我在清华被尊敬，但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哪个更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最重要的是学习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施一公：在两个文化中，对聪明评价的标准很不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招生部的老师们讨论学生的质量的时候，说今年的研究生不如去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语文（verbal）部分（GRE 考试的一个部分）的成绩不如去年。我感到很惊讶，对聪明的定义在她看来，语文部分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数学部分。她说她追踪了普林斯顿毕业生的发展成就，发现对学生未来评价的标准最合适的是语文的成绩。在一些比较年轻的文化中，比如美国文化中，学文科可能是更聪明的人。当然对聪明有不同的定义。我在中国受教育，我认为物理都是大科学，于是我选择了生物学。和我工作的人都很聪明，与他们工作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生物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很聪明的人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