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研究（六）思考与建议-杨立恒毕业论文
6 完善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激发了教授学者们参与学院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学校民主管理和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运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不健全一直为学者所诟病，但是具体哪些地方不健全？制度的科学边界在哪里？制度要设计到什么程度才算完美？别敦荣曾经给出了“程序正义、实质公正”的回答，但是，在教授委员会实际的制度设计上，往往存在轻视操作程序的科学性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偏离，导致执行的结果也有失公平、公正。对于完善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6.1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轭的运行机制
共轭是动态性和平衡性的统一。共轭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数学、物理、医学等各个学科。“轭”指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曲木，用于驾车的人借此可以很好地控制牲畜的方向。“轭”本身就有束缚，控制的意思，“共轭”的本意就是指两头牛背上的架子，这样可以使两头牛同步行走。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共轭理论现在也开始被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来，主要研究按照一定规律相互影响的一对事务。管理学上的共轭，它的动态性、系统性和共轭是一致的。随着新的共轭因素的介入，旧的共轭平衡被打破，新的共轭关系发生，形成新的共轭效应。绝对静止的共轭状态是不存在的，系统的共轭状态是一种动态平衡，即任一偶然的扰动都会打破原有的共轭状态。所谓的管理升级，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多元共轭因素的管理，实现系统的新的动态平衡[ 张继林. 共轭动力系统分析及其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管理中的应用[D]. 天津大学, 2009.]。当其中一方变化，共轭另一方必须相应变化，这就要求共轭双方都要有很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既包括在大学这个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也包括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始终处于各种力量关系中的一种张力状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一个追求“自由”，一个追求“秩序”，基于这一根本原因的差别，导致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产生冲突[ 郭莉, 崔强. 共轭视角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价值分析[J]. 学术探索, 2015(3):147-151.]。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所指出的那样，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常态”，而如何在“相互妥协”的状态下，寻找到一种平衡点是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轭机制的关键所在。首先，明晰学院教授委员会与其他各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加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沟通与互动，共同完善大学治理体制，才是使学院教授委员会得到更好地协调与发展的出路所在。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轭的运行机制下，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是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的。正如共轭强调加深理解、交易互惠和成果共享一样。党政联席会作为学院最高决策机构，应该更多的站在宏观层面上，涉足更多学院长远发展规划。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上，学院教授委员会应发挥更多的作用。其次，院长应当充分的利用去身份和职权，将该由教授委员会决策的事宜交由教授委员会去决策，院长在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中起到一个好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沟通者的角色定位。“相互妥协”的状态下，寻找到一种平衡点。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共轭机制的构建，需要二者“相互妥协”。遵从各自的底线，而不是通过贬低、斥责一方的作用而强化另一方的效用。为了完成教授们在学术活动中应该发挥更多的领导和决策作用的期待，学术事务中该下放给教授委员会来决策的事项还是由教授委员会来解决会更好。
6.2完善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
细化章程条例，提高其可操作性。通过构建完善的教授委员会章程，保障学院教授委员会的独立性。契约精神渗透下的西方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在对法律，章程的制度供给上做得更为完善。反观我国章程制度保障上，对出现重大纠纷的处理流程是缺失的。有些学院没有上级裁决和仲裁机构，自治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也并无依据，现行的领导体制与管理模式也决定了自治难以根植于我国的大学章程。通过制定详细的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条例，提高其可操作性，实施更多有利于保障学术人员和学术力量的政策，才是当前我国实际国情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命题。因此，有必要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去着力完善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1）从宏观层面上，国家通过法律的介入，彰显对大学教育改革的决心，通过国家立法，让学术人员拥有学术资源的支配权，为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提供保障。（2）从微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授委员会章程建设。首先，是权力的赋予，赋予学院教授委员会更广泛的学术管理权和行政事务参与权；其次，章程的制定、执行、修改、变动需要建立保障机制，防止其流于形式化。根据学院的特点细化章程条例，提高其可操作性，不同层次的大学获取的资源流、信息流、目标均有所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大学的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也应当各有不同之处。
6.3制定科学合理的投票制度
公开透明，民主参与，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首先，程序正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公正合理的流程方案，二是尊重不同声音的诉求表达和提供多渠道的参与机制。在学院教授委员会决策过程中，制定合理性较高的流程方案，包容不同主体不同意见的表达与沟通，是教授委员会达成共识的基础。其次，实质正义的考察需要遵从学术的标准，要求教授委员会对其决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平”。公平、公正的制度需要有“选择性激励”的特征[ 奥尔森，M．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对进步的人员予以物质的、精神的激励，对保守和违规的人员予以惩戒，对其他人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再次，公开透明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必要条件。公开透明的信息流保证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完整性、信息的具体性和信息的多样性，通过拓宽信息可获取的多种渠道，防止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引起利益的“暗箱操作”。最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需要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只有让教师学者拥有和行使知情权，才有可能更充分地表达要求和愿望，学院教授委员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学院学科发展的根本利益。
投票制度的科学合理。首先，投票前期应根据一定的指标，形成合理、完善、系统的量化方案，以便于在教授委员会投票表决时有据可依，候选人也可以能公平的竞争。其次，制定新的投票制度，例如学者赵汀阳基于否定性偏好比肯定性偏好更重要，提出了简单多数票规则下的双向票制，即每人两张票可投赞成可投反对，最后对候选人的总赞成票减去总反对票的净支持率作为候选人的评选依据[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9]。再次，在一些需要教授委员会投票决议的事项范围下，对于与教授委员会成员切身利益关系紧密的事务上，可以通过采用实名投票制的方法来规避很多因无记名投票带来的弊端。同时关于弃权票的计算，为了防止教授委员会投票过程中因弃权票过多而使得投票失去意义，对其作为“否定票”还是“废票”处理需要依据弃权票的投票数量等情况来决定。亦或是像有关学院的规定那样，对弃权票的比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得高于某一比例才算有效投票。
总结
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不仅是对我国大学基层制度创新的一次探索，也对完善我国大学管理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创建，是践行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方向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实现大学治理结构从行政权力主导走向学术权力主导的一个探索性尝试。
本研究以学院教授委员会的角色定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权力制衡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构建了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开展多所“985”高校不同学院教授委员会的实证研究，深入剖析学院教授委员会的结构设计、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在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的制度环境下，笔者引入“共轭”这一概念，通过“共轭”机制的探索，把大学教授委员会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部结构动态化。本研究主要的结论如下：
（1）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作为大学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体系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2）通过对多所“985”高校的学院教授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对其职能设计的文本分析，发现其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行政权力过度干预，运行泛行政化与形式化；过度强调党政联席会的决策作用；通过“符号暴力”采用一定的形式、工具将其文化隐匿的强加给学院教授委员会。学术权力向拥有行政职务的人员集中，学术权力向学术权威集中。章程条例不够健全，涉及具体操作程序时不够详细。教授委员会投票失灵，投票的结果不一定反映学术水平。
（3）学院教授委员会运行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教授委员会权力具有依附性；利益目标取向的不一致性；配套监督和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人情关系对权力行使的束缚。
（4）笔者最后提出：学院教授委员会下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存在共轭关系，并且可以为学院教授委员会带来驱动动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共轭关系是一种动态调整的关系。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轭的运行机制，完善教授委员会章程，制定科学合理的投票制度，是完善现行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有效途径。
研究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对结构功能主义、权力制衡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做出了以下创新：（1）通过规范性研究方法对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新的视角的分析，提出了学院教授委员会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共轭机制；因作者研究水平有限，本研究还存在诸如分析框架过于粗糙的问题，希望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完善。
（2）对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成员及利益相关老师们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是获得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运行现状资料的最佳途径。在调研分析过程中，调研对象较为有限；与此同时由于调研对象的特殊性及调研主题的敏感性，对调查所收集数据资料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