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进展
文献综述
前言
铁路运输作为现代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大量人员与物资的长距离移动任务，其运行的安全性与效率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在这一系统中，机车乘务员——包括司机及其助手——处于高度责任和技术密集的操作岗位，其心理状态不仅关乎个体健康，也深刻影响行车安全与运营稳定性。近年来，随着铁路技术升级尤其是高速铁路系统的快速发展，对乘务人员的心理负荷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轮班制度、长时间离家、噪音振动等职业环境因素持续作用于其身心系统，使得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铁路职业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
尽管已有研究从生理、行为和组织管理角度探讨了铁路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但针对机车乘务员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系统性梳理仍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区域或单一指标，缺乏跨时空、多层次的整合分析。此外，随着数字健康干预手段的兴起，如何将新兴技术支持融入传统职业健康管理框架，也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近年国内外研究成果，系统回顾铁路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的研究脉络，厘清主要风险因素、评估工具的应用演变、地域差异表现以及潜在干预路径。
本综述旨在通过整合近十五年来围绕该主题的核心文献，梳理铁路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关键发现，并识别当前研究中的空白与矛盾点。重点关注轮班制度、工作压力源、心理测评方法的应用及其与生理健康指标的关联机制。同时，考察不同铁路局或地理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尝试解析文化、管理制度与个体应对策略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对既有成果的批判性审视，为后续研究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职业健康支持体系提供实证参考。
主体
职业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构性压力源的识别
铁路机车乘务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从业者面临多重叠加的职业压力。长期暴露于高强度责任感、不规律作息、物理环境刺激以及社交隔离之中，构成了影响心理健康的复合型风险网络。Gutor等人（2022）在其对俄罗斯联邦范围内机车乘务员的研究中，明确将影响健康的因素划分为三类：物理生产因素（如噪声、振动、电磁场）、组织过程相关因素（如轮班制、非固定工时）以及行为风险因素（如饮食习惯、体力活动水平及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1]。这种分类方式揭示了一个基本现实：心理状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在整个职业生态中的动态变量。
轮班制度被认为是诱发心理功能紊乱的关键机制之一。Alpaev等人（2019）聚焦昼夜节律失调问题，指出频繁交替的日夜间班导致94%的受试者报告出现短暂性定向障碍、轻度眩晕或困倦感，这些症状常被误读为“单调感”或“感官剥夺”[2]。进一步数据显示，超过六成个体表现出情绪挫败迹象，近三成存在烦躁、疲劳、注意力涣散和焦虑等精神不适表现；约27.2%的人存在睡眠障碍，尤以浅睡为主（13.8%），另有少数人经历失眠或睡眠不安稳[2]。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观察到机体在长期适应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性转化”，即部分乘务员形成了非典型性的睡眠—觉醒周期，提示神经系统已启动代偿机制以维持基本功能运转。然而，这种适应本质上是一种耗竭性调节，难以持久支撑高水平的认知绩效。
与此相呼应，Zakrevskaya（2022）利用EP1M驾驶模拟器对客运线路乘务员的功能状态进行日间与夜间班次前后对比测试，发现无论白班还是夜班，心理生理功能均呈现显著波动[3]。具体表现为注意稳定性下降、复杂运动反应时间延长、时间感知偏差增大等。血压监测数据亦显示昼夜节律被打乱，某些时段出现明显的“临界时刻”——在此期间错误操作的发生率上升，反映出警觉水平的周期性衰减[3]。这类发现强调了轮班不仅是时间安排问题，更是对中枢神经调控能力的持续挑战。
更深层次的压力来源于职责本身的高风险属性。Yu Xue-lin（2014）在中国高速铁路背景下开展的心理健康调查表明，相较于普速列车乘务员，高铁驾驶员承受更为显著的心理压力[4]。这一现象可能源于更高的运行速度所带来的事故后果放大效应，以及自动化程度提升后人机协作模式变化带来的新型认知负荷。尽管技术进步降低了部分体力负担，但监控系统异常、突发情况应急响应等任务反而增强了决策压力。当个体长期处于“高期待—低控制”的工作情境中，易引发慢性应激反应，进而增加抑郁与焦虑的风险。
心理健康评估的方法学演进与测量工具应用
早期对中国铁路机车乘务员心理状态的研究多依赖标准化量表进行横断面筛查。Yu Rong-bin（2009）曾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多个铁路局的乘务团队进行测评，试图比较不同单位间心理问题的分布差异[5]。尽管原文未详述统计结果，但此举标志着国内学界开始尝试使用量化工具捕捉群体心理特征。随后，Wang Yabin等人（2010）进一步拓展研究维度，将自测健康状况（SRH）与抑郁、焦虑情绪纳入相关性分析框架[6]。结果显示，自评健康得分越低者，抑郁与焦虑倾向越明显，提示主观健康感知可能是预测心理危机的敏感指标。此类研究虽局限于相关关系推断，却为理解心理与躯体健康的联动机制提供了初步证据。
这些研究普遍采用自陈式问卷，虽具备实施便捷的优势，但也面临回忆偏倚与社会期望偏差的局限。尤其是在强调纪律与服从的文化环境中，乘务员可能倾向于低估自身心理困扰，从而削弱数据的真实性。此外，多数研究未建立纵向追踪机制，难以判断心理状态的变化轨迹是否具有阶段性或累积效应。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更多结合生理监测与行为观测，形成多模态评估体系。例如，Alpaev等人的研究除问卷外，还引入驾驶模拟训练、日常血压记录及SPSS统计分析，构建起“主观感受—客观指标—行为输出”的三角验证模型[2]。Zakrevskaya则直接在模拟舱内实施心理生理测试，实时采集注意力、反应速度等功能参数，使心理状态的动态变化得以可视化呈现[3]。这种方法论上的严谨性提升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也为未来智能化监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原型思路。
即便在方法较为先进的研究中，仍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Zhidkova等人（2022）虽然纳入了来自全俄多个铁路公司的5585名司机与3723名副司机（约占全国总数的7%），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但其分析重点转向了生活方式承诺与地域差异，对核心心理构念的测量仍停留在行为与健康条件层面，未能深入剖析情绪调节、心理弹性等内在机制[7]。这反映出当前研究在概念操作化上的局限：心理健康常被简化为“无疾病”状态，而忽视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资源建设与抗逆能力培养。
地域与组织差异下的心理健康图景
心理健康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铁路系统内部，而是受到地域经济水平、企业管理模式与地方卫生政策的共同塑造。Zhidkova等人（2022）的研究揭示了俄罗斯各铁路公司之间在风险暴露频率与健康行为选择上的显著差异[7]。例如，贝加尔—阿穆尔铁路（Trans-Baikal Railway）员工面临的作业风险最低，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北方与东南铁路公司的风险水平最高。在行为层面，远东与十月铁路的乘务员自我报告的不良行为最少；而在个体健康状况方面，东西伯利亚、十月与南乌拉尔铁路的表现最优。就医行为方面，东西伯利亚、远东、古比雪夫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的员工最不愿意就诊、请假或住院，暗示可能存在医疗回避倾向或健康意识薄弱问题。
尽管远东与南乌拉尔铁路的乘务员展现出较高的“健康生活方式承诺指数”，莫斯科与十月铁路的员工在这方面的投入程度却是最低的[7]。这种反差提示我们，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必然转化为个体行动意愿，制度激励与文化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研究者据此呼吁，未来应关注2020年起推行的企业健康促进项目是否真正改变了员工的行为模式，显示出对政策效果评估的关注正在增强。
类似的趋势也可在中国语境中窥见端倪。Yu Xue-lin（2014）的研究虽未直接比较不同铁路局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其指出高铁乘务员整体心理压力显著高于传统线路工作人员，间接反映了技术变革带来的差异化影响[4]。高速铁路通常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运行密度大、调度节奏快，配套管理体系也更为严格，这些结构性差异可能加剧心理紧张程度。相比之下，内陆或支线铁路的工作节奏相对宽松，家庭联系更便利，或许有助于缓冲职业压力。
Gutor等人（2021）还注意到一个政策层面的重要动向：随着微创手术、射频消融、关节置换等高端医疗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曾因医学禁忌被排除在一线岗位之外的乘务员重新获得上岗资格[8]。研究显示，超过70%接受此类治疗的员工能够重返驾驶岗位，为企业带来至少1.5亿卢布的间接经济效益。这一实践推动了对现行法规中医学禁令的反思，主张建立“个体化准入”机制，允许经科学评估后的康复人员回归原职。此举不仅延长了职业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力资源短缺压力，体现出健康管理从“防控风险”向“促进回归”的范式转变。
干预路径探索与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日益凸显的心理健康挑战，单纯依靠事后诊断已不足以应对系统性风险，预防性与支持性干预措施的重要性愈发突出。Alpaev等人（2019）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建议，包括使用安全的适应原药物辅助轮班适应、推行低热量饮食方案、保障轮休期间的体育锻炼机会，并为夜班司机设定个性化的血压基准值与降压治疗方案[2]。这些提议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调节的理念迁移，强调通过生理基础的优化来增强心理韧性。
远程心理服务的技术可行性也逐步显现。Ajayi与Udeh（2024）虽聚焦海事行业，但其所总结的“远程心理咨询（telepsychology）与数字干预平台”的成功经验，对于铁路系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9]。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或跨境线路中，乘务员长期脱离常规医疗服务网络，数字化心理健康支持可填补服务空白。通过移动端应用程序提供认知行为疗法模块、正念训练课程或匿名倾诉渠道，既保护隐私又提升可及性。
任何技术干预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文化适配性。现有研究几乎一致指出，心理支持项目的推广受限于乘务员群体特有的职业文化：强调坚忍、克制情感表达、避免被视为“软弱”。若干预措施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极易遭遇抵触。因此，未来的干预设计需融合组织心理学原理，通过班组建设、同伴支持小组等形式，将心理健康议题嵌入日常工作流程，减少标签化风险。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是心理弹性的培育。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病理状态的识别与减轻，较少关注个体如何在高压环境下维持功能稳定。事实上，部分乘务员即使面临相似压力源，仍能保持良好适应，这种差异背后可能隐藏着有效的应对策略或社会资本支持。未来研究可通过质性访谈与叙事分析，挖掘这些“幸存者”的经验智慧，提炼可复制的心理调适技巧。
跨学科合作将成为深化研究的关键路径。神经科学可用于探究轮班对大脑执行功能的影响机制；人因工程学可优化驾驶舱界面设计以降低认知负荷；公共卫生学则可构建区域性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实现从“描述问题”到“解释机制”再到“精准干预”的跃迁。
总结
铁路机车乘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一个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议题。现有研究表明，轮班制度、高责任强度、物理环境刺激及社交隔离构成主要压力源，持续作用于乘务员的昼夜节律、情绪调节与认知功能。心理测评方法经历了从单一量表筛查向多模态综合评估的演进，部分研究已结合生理监测与行为实验，提升了结果的可靠性。地域与组织层面的差异进一步表明，心理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的结果。
尽管已有一定积累，当前研究仍存在若干明显短板。一是纵向追踪数据匮乏，难以揭示心理状态的演变规律；二是过度依赖横截面自评数据，缺乏客观生物学标记物的支持；三是干预研究严重不足，多数建议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检验。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稀缺，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判断。
健康管理正从“排除病患”转向“促进回归”，新技术应用为远程支持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若不能解决职业文化中的 stigma 问题，再先进的工具也可能沦为摆设。未来研究应在方法上加强追踪设计与混合方法运用，在理论上引入心理弹性、人机协同等新视角，在实践中推动政策改革与跨部门协作。唯有如此，方能在保障铁路安全的同时，真正实现对一线劳动者的全面关怀。
参考文献
[1] Gutor, E., E. Zhidkova, and K. Gurevich. "Risk Factors for Developing Diseases in Locomotive Crew Workers." Russ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Industrial Ecology, 2022.
[2] Alpaev, D. V., V. Serikov, D. V. Sitovich, and O. E. Chernov. "Occupational Disorders of Diurnal Biorhythms of Locomotive Crew Worker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Industrial Ecology, 2019.
[3] Zakrevskaya, A. A. "Locomotive Crew Members Psychophysiological State Dynamics Depending on Shift Work."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Youth Forum «OCCUPATION and HEALTH», 5–7 July 2022, Svetlogorsk, 2022.
[4] Yu, Xue-lin. "Analysis on Locomotive Crew's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High-Speed Railway." Chinese Journal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4.
[5] Yu, Rong-bi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Outcomes of Mental Assessment Using SCL-90 Scale on Locomotive Crew of Several Railway Bureau in China." Occupation and Health 37 (2009): 4221–4223.
[6] Wang, Yabin, Cui Jinling, and Qingyu Lei.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lf-Test Health and Depression Anxiety Among the Railway Locomotive Crew."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37 (2010): 4221–4223.
[7] Zhidkova, E., E. Gutor, I. A. Popova, V. Zaborova, K. Kryuchkova, K. Gurevich, Natella I. Krikheli, and K. Heinrich. "Risk Factors for Locomotive Crew Members Depending on Their Place of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2022).
[8] Gutor, E., E. Zhidkova, K. Gurevich, I. Bukhtiyarov, and O. E. Chernov.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Admission to Train Work of Employees of Locomotive Crew Workers After High-Tech Medical Interventions: On the Need to Change Regulatory Legal Acts." Russ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Industrial Ecology, 2021.
[9] Ajayi, Funmilayo Aribidesi, and C. A. Udeh. "Review of Crew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Practices in the Marine Industry: Pathways to Improvement." Magna Scientia Advanced Biology and Pharmacy, 2024.